他杀妻弃子，死后依旧封神 -

谢烨在给母亲的临终信件中写道：“我终究是个俗人，一个寻常女子。”这一朴素的自我认知，意外地将公众的目光引向了作家马原与诗人顾城之间隐秘的关联。近日《人物》杂志刊发的《城堡里的马原》专题报道，因其对马原个人生活的深度剖析而引发激烈讨论。报道中呈现的两个核心事件——其一，马原曾拒绝为患心脏病的儿子提供治疗，致使孩子在13岁便离世；其二，他修建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建筑，并将小他29岁的妻子长期居住其中——被舆论解读为“杀子”与“囚妻”的双重指控。这种解读进一步激发出关于性别权力关系、个人自由边界、精神健康议题以及道德伦理的广泛争论。

截至目前，马原本人尚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。在事件真相尚未完全浮出水面之际，我们应保持理性和克制，避免过早下定论。借此契机，不妨回顾那位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顾城。与马原相似，这位诗人同样选择隐居于‘城堡’之中，构筑起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

顾城习惯性地头戴一顶异样的帽子，这一举动几乎成为了他的象征。

当顾城彻底无视外界目光时，他会戴上那顶象征自由的帽子，沉浸于内心的宇宙。对他而言，帽子不仅是遮阳挡雨的物件，更是通往心灵原乡的通道，仿佛披上外衣即可周游世界的隐喻。他的「天下」看似浩渺无垠，承载着理想、人类与诗篇；实则狭小如一隅，仅容得下孤身一人。自幼不合群的诗人，更习惯与自然对话，在1969年的深秋，随家人迁至山东火道村的荒凉大地。这片被时代洪流冲刷的角落，却成了他与昆虫共舞的乐土，童年的欢愉在尘土与草木间悄然生长。

顾城的父亲顾工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军旅诗人，家族世代浸润于文学传统，使顾城即便未接受过正规教育，仍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。在乡野岁月里，顾城常在喂猪间隙捕捉灵感，随父亲研习诗艺后便将作品投入炉火，他们曾戏称「火焰是我们诗歌唯一的读者」。十二岁的顾城曾写下这样颇具哲思的诗句：「树枝想去撕裂天空/但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/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/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」。顾工虽为父 pride，却在欣喜之余察觉到儿子诗作中逐渐弥漫的阴郁气息。某次在嘉陵江畔，顾城即兴创作的《结束》令父亲震惊——诗中描绘的「一瞬间——崩坍停止了/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/戴孝的帆船/缓缓走过/展开了暗黄的尸布」，将悲怆意象凝练得近乎残酷。此后顾工屡次尝试引导顾城走向明朗诗意，但终究未能改变儿子与生俱来的诗性特质。

父亲未曾实现的承诺，终被爱情悄然填补。1979年夏末，顾城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，邻座的谢烨让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停留。微风撩起她的长发，发丝随风轻舞，带着若有似无的香气。顾城内心起伏不定，掏出画笔为沿途乘客勾勒速写，唯独将她遗忘在空白处。当墨水在纸面晕染出朦胧痕迹，他浑然不觉，谢烨却轻轻一笑，打破了沉默的帷幕。列车即将抵达终点时，顾城在泛黄纸片上写下北京居所，匆忙离席时神情复杂，既有歉意又带着倔强，将纸片塞给谢烨后转身离去，仿佛要逃离内心涌动的情感。

不久后，谢烨专程从上海奔赴北京，寻到了顾城。尽管她认为顾城古怪、自己举止不端，但爱情的力量无可阻挡。二人开始恋爱，顾城更是如痴如醉地为她书写情诗。他写道：「你是大海唯一的珍奇，是我唯一的陆地」，又写道：「你的眼睛里盛满光明，恰似你的名字，亦如辉煌的天穹。我愿默默凝视你，让余生都浸润在光辉之中」。他渴望前往上海向她求婚，在信中孩童般问道：‘我们曾在火车上相识，你母亲会认为我是坏人吗？’谢母对他的古怪举止心生嫌恶。二十余岁的他，常将衣扣系错位置；因打不到出租车，他竟将手上的二十元钞票揉碎。在谢父谢母的竭力反对下，顾城从北京启程前往上海，租下房屋只为追寻她的身影。彼时他并无经济来源，也未曾将生存问题放在心上。谢烨被禁足时，他便亲手打造木箱，置于她门前日夜守候。谢母心生疑虑，怀疑他患精神疾病。他干脆前往医院开具证明，并与医生畅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。医生坦言，他并无病症。父母终究无法劝阻，1983年8月，两人完成婚礼登记，随后返回北京。新婚次日，顾城却对谢烨提出「让我们共同赴死」的极端建议。

顾城的城堡里从此多了一位相伴者，却也仅剩他们二人。彼时的顾城已凭借《一代人》成为诗坛瞩目的焦点，那句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/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」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。无论他身处何地，皆备受礼遇，迎来如潮的赞誉与追捧。然而，他始终疏离于喧嚣之外，只愿与谢烨携手逃离纷扰。夫妻二人踏足欧洲与美洲多国，应着国际诗歌节的邀请，游历四方。1987年，他们乘渡轮抵达新西兰激流岛，这座仅有8000余户居民的孤岛令顾城心动。他应奥克兰大学邀请担任亚语系研究员，借此获得移民资格。为追寻理想生活，他们倾尽所有积蓄，并在银行贷款购置了一处旧居。

在远离现代文明的世外桃源中，顾城感到前所未有的解脱，他兴奋地宣称眼前的田园生活便是自己心中的理想国。为守护这份纯粹，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奥克兰大学的教职，全身心投入农耕生活。垦荒种地、饲养家禽、用卵石研磨食材、采摘陌生植物果腹……两人常处于食不果腹的窘境。唯一的经济来源是零星的诗稿收入，微薄得几乎难以维持生计。作家王安忆曾这样评价这段经历："这种乌托邦式的生存状态，终究难以抵御现实生活的粗粝。"然而顾城却沉浸其中，将这片土地视为创作的源泉，既扮演着诗人角色，也自封为精神领域的统治者，而唯一的追随者唯有谢烨。

婚后，谢烨便深陷于他的诗作世界，不容许她存在任何瑕疵。他阻挠谢烨继续求学，曾因岳母劝其坚持学业而将一碗面条泼向岳母；他反对谢烨工作，坚信闲适的女子最动人；他禁止谢烨料理三餐，自己也拒绝动手，饥饿时便随意将土豆、白菜与粉条混煮；他限制谢烨的着装与社交，不许佩戴首饰、穿着泳衣、剪发、与异性接近、展现负面情绪，甚至要求她时刻守在他视线范围内。在精神层面，谢烨是被他禁锢的缪斯，而现实生活中，她却默默承接了他所厌弃的一切琐碎事务。顾城如同未长大的孩童，生活自理能力几乎为零。在岛上蛰居期间，他拒绝学习英语以维持母语感知，抗拒驾驶与电脑操作，也从不与外界交流。从诗歌编纂、出版到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，所有事务皆由谢烨操持。在顾城的诗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》中，他直言：我是一个孩子，一个被幻想中的母亲宠坏的孩童。在诗歌的神圣殿堂里，谢烨是他的缪斯；在生活的烟火气中，她却是他的母亲。这种看似矛盾的角色统一，竟在他眼中达成微妙的和谐。

这个家庭的平静被儿子「小木耳」的降生打破。谢烨分娩时遭遇大出血，顾城站在一旁束手无策，只能低声呢喃：「谢烨大出血…真是孤单之感…」。当新生儿平安降临人世时，顾城却未曾体会到作为父亲的喜悦，他对这个孩子充满排斥，认为孩子会夺走谢烨的爱。他常常与孩子争抢关注，有一次谢烨外出办事，叮嘱他到饭点时将桌上的小奶糕喂给孩子，顾城却径自吞吃了。另一次，夫妻俩与舒婷逛街，谢烨看中了一个售价1.99美元的玩具，想买给孩子，顾城坚决反对，突然坐在地上撒娇耍性子。舒婷看不过去，直接说「我买了，送给小木耳」，他这才停止闹脾气。

小木耳未能在顾城与谢烨的二人世界中长久留存，孩子满两岁时，顾城便命令谢烨将儿子送往当地毛利人酋长家寄养，严令禁止她探望。甚至在偶然遇见儿子时，他也会刻意避开，绕道而行。这一系列举动撕裂了谢烨内心的伤口，她曾幻想的「完美诗人」形象令她身心俱疲。在给母亲的信中，她不再掩饰疲惫，直言：「我实在承受不住了。」

在顾城的精神世界中，真正的矛盾并非源于对第三者的排斥，而是他对儿子——这位试图与他共享母爱的男性——所持有的复杂情感。与李英相处时，顾城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，他惯常以‘英儿’亲昵地称呼她，流露出真挚的情感。在顾城声名鹊起的年代，李英作为他的忠实粉丝，彼时的她正是一名才情出众的大学生，以温婉清新的气质令人心折。

1986年6月，在北京作家协会举办的"新诗潮"主题学术交流会上，顾城与谢烨的相遇引发了文学界的关注。会中一位资深评论家公开质疑顾城朦胧派诗歌的文学价值，作为忠实读者的李英挺身反驳，情绪激动时甚至落泪。会议结束后，李英与谢烨及好友文昕被分配至同一宿舍，顾城则时常前去探访。沉浸在爱情中的谢烨向室友们娓娓道来他们激情浪漫的相识过程，而李英在听到这些故事时，总是将头埋进被褥默默垂泪——她早已悄然爱上了这位诗人。这次机缘让三位女性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此后每次文昕前往顾城家中，都会邀请李英一同前往。多年后，李英回忆道："从第一次见到顾城，我的精神世界便被他的艺术光芒所笼罩，每次相见都仿佛朝圣一般，陷入唯美主义的幻想中。"

当顾城与谢烨计划移居新西兰的消息传来，李英的情绪如风暴般翻涌。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告白之路，试图介入这场已然成定局的婚姻。文昕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劝阻道：“别插足别人的幸福，这样的举动只会让局面更糟。”李英却执拗地反驳：“我始终觉得自己错过了时机，若能早一步遇见你，或许能胜过谢烨。她能做到的，我为何不能？”最终，她不顾一切冲到顾城家中，当着谢烨的面倾诉衷肠。

顾城被这份炽热情感震撼，竟坦言：“你与我如同镜中倒影，彼此太过相似。谢烨不同，她是我的启蒙者。”而谢烨始终沉默地坐在房间一角，翻阅杂志，未曾发出任何音节。抵达新西兰后，顾城与李英的书信往来从未中断，他对李英倾诉的爱意，甚至超过了对谢烨的。

谢烨对这一切了如指掌。当顾城邀请李英一同前往岛上生活时，所有签证、机票的办理手续都由她亲自操持。这种看似矛盾的“三人行”关系引发热议，有友人猜测谢烨此举或许另有隐情——为的是与儿子小木耳共处更多时间。她将丈夫“让”给李英，却在暗处默默守护着与孩子的联结。

顾城似乎未曾察觉妻子内心的隐痛，他沉迷于两位女性的情感世界，甚至骄傲地宣称："你们都是我的妻子，我把两辈子的爱都用在了你们身上。"而平日里，谢烨与李英始终形影不离，宛如亲姐妹，李英也曾形容谢烨像一位圣母般的存在。

然而顾城并未察觉，李英在国内还有一个秘密情人。这位年长且有家庭的男子与李英的情感关系令她深受压抑，她始终缺乏独立的话语权与私人空间。情人曾直言，即便离婚后也不愿与她正式缔结婚姻，因为他无法承受再次被束缚的枷锁。这种精神折磨促使李英带着对偶像的执念前往新西兰的小岛。但现实却与她的幻想大相径庭——谢烨所坚持的种种规则，她同样难以挣脱。当她提出寻找工作时，顾城突然爆发愤怒："你为何要追求独立？"李英愣住不知所措。更令人窒息的是，某日一名年轻男子到岛上游玩，李英陪同他捡拾贝壳，短短五分钟便被谢烨如疾风般追回，厉声呵斥顾城行为异常。待她返回时，只见顾城正挥斧砍伐树木，这一幕让李英心生惊惧。谢烨反复叮嘱她切勿触怒顾城，因其情绪极端不稳定，甚至在李英于山下劳作时，谢烨都会担忧着是否能及时发现顾城的遗体。

李英渴望逃离，她与岛上英国男子约翰坠入爱河。尽管他缺乏顾城的文学造诣，却具备某种「常态」。1992年3月，顾城夫妇受邀前往德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，李英趁机与约翰奔赴悉尼。归国之后，顾城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，他多次尝试自杀却总被谢烨所救。面对谢烨，他说：「英儿把我的心拿走了，我要变成土了。」为平复丈夫情绪，谢烨鼓励他创作一部以两人情感为题材的小说，书名定为《英儿》。顾城答应后，由谢烨记录成文，这部20余万字的作品既承载着他对李英的深切眷恋，也包含大量关于两人的私密情感描写。

谢烨的眼神流露出深深的落寞，顾城察觉到却又调侃道：「谢烨挺逗，忌讳说这个，我书里写了，她就变脸色了......」这句话让谢烨心如死灰。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，她写道：「其实我是个俗人，一个女人而已。」

次年，谢烨萌生离开之意，她遇到了追求自己的男子「大渝」，坦言「跟他在一起，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」。敏感的顾城瞬间捕捉到妻子的变心，他失控地对谢烨实施暴力，险些因此被收容进精神病院。面对谢烨的离去，他无法接受既往情深又遭遇生活变故的双重打击，试图以亲情为筹码挽回：「我们回去吧，把小木耳接回去，好好生活。」谢烨只是淡淡回应：「一切都晚了。」

离婚谈判持续胶着。1992年年底，学者陈力川在德国偶遇这对夫妇。此时的谢烨早已失去昔日婉约气质，面容沧桑憔悴。陈力川委婉询问顾城婚姻状况时，他狰狞地答道：「我早晚要杀了谢烨。」

1993年10月8日，顾城与谢烨之间的冲突以悲剧收场。据记载，顾城在事发后将谢烨刺伤，随后自行采取极端手段结束生命。谢烨在经历半小时的紧急救治后仍不幸离世，这场发生在庭院中的事件最终导致两人均未能幸免。

当李英在报纸上读到消息时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她喃喃自语道：“若当时我在岛上，那把斧子或许会落在我的身上。”一个终生致力于探寻“真善美”的诗人，却以如此残酷的结局谢幕，这似乎充满悖论。但若细究其一生轨迹，顾城对“具体的人”始终保持着距离，他所倾注的炽热情怀更多指向抽象的“全人类”。正如他曾在诗中写道：“伟大的诗人从不以现实功利为追求，他们在世俗中跌落谷底，却将灵魂的回响镌刻于人类精神的长河。”这种超越个体的生命观照，当他试图投射到婚姻关系中时，却暴露出令人不安的性别权力失衡与人权意识缺失。

在《英儿》一书中，顾城以诗意的语言写道：「美，藏于花与花之间。彼时，他自山巅归来，目睹挚爱女子安然沉睡，便悄然离去，立于晴空之下。此地成为他的净土，唯一照见理想的境地，他期待她们相知相惜，抑或仅是共处片刻。」诚然，这片「净土」承载着诗人对永恒的追寻，谢烨与李英不过是其中具象化的美好投影，而非世俗定义的婚姻关系。正因他的精神世界超脱于尘世，其文字才呈现出令人心悸的美学价值，诗作亦化作抵御现实的屏障。时至今日，仍有读者歌颂其诗篇，却将他笔下的暴力情节诠释为「天才的癫狂」，诗人舒婷甚至含蓄地提及「谢烨或许已释怀顾城的过往」。唯有谢烨母亲在舆论对悲剧的宽容中，以激愤之声质问：「这分明是谋杀了人，怎还有人执着于「悼念」？要求他「安息」；这惨烈的背影，是被斧头劈开的生死之界，却被冠以「殉情」的温柔之名……那些文字，恰似斩向烨儿的利刃，日复一日割裂着我的魂魄与理智。」人命，终究敌不过文字编织的幻象迷网。

顾城临终前留下了四封遗书，其中一封寄给了儿子小木耳。信末那句「Sam，愿你别太像我」道尽了他对儿子的复杂情感。在顾城构筑的精神世界里，小木耳始终是那个被视作多余与无辜的存在。当这位诗人离世时，年仅六岁的小木耳尚未学会中文，而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，正是姑姑为他设置的屏障——隔绝父亲文字中暗涌的矛盾，也远离了舆论场的激烈争斗。如今的他已成长为IT行业的精英，在新西兰最好的大学完成学业后，带着阳光开朗的性格扎根异国。他并未继承父亲的孤岛情结，而是选择直面现实，恰如顾城诗句所暗示的，在永恒的黑暗底色中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光明。